食品法漫谈（3）：从穿衣服的微笑曲线到吃饭的哭丧曲线

Food Law (3):From Smiling Curve to Crying Curve

 上期说完政府在食品法里头的作用，并自己给自己下套说这期有精彩分享。结果如何，诸位看官往下看自有定论。

 不久前，猎头找到我的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中国知名男装品牌的职位，朋友过来问我意见。我问了问百度又搜索了谷歌，纺织服装是中国传统的拿手产业，早年借力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产业的下游积累发展，但如今这个时代终结，比如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制造业向东盟国家转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难以扭转的趋势，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遭受挑战。

宏碁集团(acer)创立于1976年，是全球第4大个人电脑品牌，其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作为宏碁的基础战略。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激烈，产业创造价值愈加集中往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端靠，生产端创造的价值愈加有限。微笑曲线理论虽然简单，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制造业的产业发展的拐点：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中国“穿衣服”的产业创造价值愈加集中往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端靠，生产端创造的价值愈加有限，当前生产制造过程产生的利润低，加上全球需求萎靡，产品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设计，在右边加强客户的营销与服务。

而吃饭的产业却大有不同，特别是在中国，风景独不同。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宁高宁遭遇网友吐槽，网友言称：“外国的食品也有问题，外国有毒也吃，中国的就不吃”。听到这个，宁总说自己“受刺激”，这说明了中国食品生产商焦虑。澳大利亚贝拉米（Bellamy’s Organic）是婴幼儿食品生产商，最近在其一款新产品标注“本产品并没有任何成分来自中国” 。有人说外人趁火打劫，要罢卖。也有人说，这是中国食品当下写照……

我开头绕了这么多，实际上是要表达这么一个意思：中国的食品产业是一个“哭丧曲线”产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个食品生产商如果能够在生产端投入真正多的精力和人财物，苦心经营，生产端往往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更可持续的价值。典型的来说，三鹿奶粉因为生产端出现的奶粉安全问题，资产一夜蒸发，市场一夜除名，再也没能爬起来。所以中国的食品产业的价值端在于生产，生产死了，生产端的食品安全性没有保障，这个事业也就是死了。与服装产业的价值创造向两端集中而呈微笑状不同，食品产业表现的是典型的哭丧曲线状。

疯牛病，简称BSE，上世纪八十年代首次在英国出现并通过牛肉贸易蔓延到全球。牛是典型的草食动物，但西欧的一些国家如英国为了降低饲养成本，将肉和骨头的混合物（肉骨粉）加入饲料喂养肉牛。牛可以通过喂食含有疾病的动物骨粉而得病，而人也通过食用病牛的肉而传染。这种病的高致死性使其成为上世纪末最大的全球恐慌之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牛肉生产商遭受巨大的打击，牛肉及相关产业贸易、本国消费信心都直线下降。生产商将怨气转移到政府，希望政府找到方案挽救颓局。而政府能有什么办法，能做的就是违心地告诉消费者，牛肉食用是安全的。而这样反而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断有人因为坚持吃牛肉而患病，整个市场更加凌乱。最后由于生产商的问题变成生产商、政府和消费者三者间相互扯皮的事情。生产商认为政府不作为不救市，消费者认为政府在违心为了经济利益而说谎，政府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疯牛病的闹场演变成一场欧洲人的政治救赎运动，到了本世纪初，总部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按捺角逐了很久，再也坐不住了，通过《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提出食品生产商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食品安全负有首要责任。而后又通过《通用食品法》将这一理念法定化。那怎么去具体化让这个理念变得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呢？

 欧洲人给食品生产商定下了几条规矩。第一生产要全程可追溯，也就是生产过程要有记录，这样出了问题，可以倒查。政府立法要求生产商按要求进行记录，如果倒查有问题，或不按要求做记录，政府可以让生产商关门。第二推崇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原则。风险分析三大要素风险评估、管理和交流几乎由独立科学家和政府来主导，生产商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从动地位。所谓的食品安全就是要分析出它的风险。生产商由于其是生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不能来主导风险分析的整个过程。食品有没有风险，安不安全，生产商说了不能算，这个要由有具有独立第三方地位的科学家来评判。这个后来也成为欧洲《通用食品法》里最突出的因素，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也就是因为这个理念而应运而生。第三就是预防性原则。预防性原则说的是，当风险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以“风险从有”来监管相关食品，那对于生产商而言，已生产出来的产品，该下架的下架，该退市的退市；更严重有可能直接导致生产停业整顿。

法律规定好做，但食品生产商难当。上述所有规矩对于生产商而言就意味着陡然增长的成本。但是虽然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具备品质如一和安全性，则也意味着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这实际上还是一种远期良性循环。

药品与食品相似，就是两者都是入口的产品，所以对安全性要求都很高。但两者不同的是，药品不是简单的饱腹作用，而是需要有治疗作用，这样它对研发端的要求非常高，研发而形成的专利往往为药品创造巨大的市场价值，所以药品的价值创造还有点接近微笑曲线。虽然食品所需要的创造性和研发需求远远没有药品要求高。但是新技术的发展总是横向地关联和影响临近产业。比如药品里的纳米技术生物科技现在也在食品生产领域使用，然而上述这几条规矩放到这个语境里的时候，生产者就开始焦虑起来了。新技术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验证安全性，不断被审慎地拷问安全性，无疑给食品生产的创新增加了上市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中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与欧洲的《通用食品法》在背景上有一定可比性。两者都是在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后的产物。前者是三鹿奶粉事件，后者是疯牛病。然而在立法意旨上，两者却有一定区别。虽然两地食品安全事件背后因素都是反应了生产商的食品安全风险机制的某些滞后性，中国当政者在三鹿事件中反应更多的显然还是意识到监管体制的重叠、空白和相互冲突。所以中国的《食品安全法》花了较大篇幅理顺整个食品安全监管链上的监管机构，将食品安全监管整个链条明确地一分为四段，每一段都安放一个机构进行监管。而欧洲则把火力很大部分集中在风险评估上。中国也借鉴了欧洲风险评估的经验，第一次通过法律的方式将风险评估引入食品监管。不过对于中国的食品生产商经营者而言，尽管欧洲人定的那几条规矩，中国的法律也一条不落地收入，但是中国生产商不用担心接受像欧洲一样严苛的风险管制措施。举个例子，在对待转基因食品这个问题上，中国法律整体上比欧洲宽松。中国满大街的调和油几乎百分百是转基因油，而欧洲人上次就因为收到从中国运来的米粉中仅仅含有一点点转基因大米被发现，就毫不留情地拒收了。

仔细想一想，中国的食品生产商心里很清楚：中国把最好的食品往欧美送，往港澳送的也差不多；能出口的生产商往往是要经过千挑万选，从选址到生产，原来的商检系统都要严加登记和监管。只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同样是在一国生产的食品，两个标准生产，国内的食品安全有了丑闻，至少在心理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就好像当初三鹿奶粉事件中，中国在国外很畅销的某奶糖也跟着遭殃，尽管这个产品质量其实是很过硬的。所以这个奶糖生产商是躺着中枪了。

中国食品产业的哭丧曲线的特点解释了生产商的海外战略的困局。双汇收购美国的史密斯菲尔德 （Smithfield）时，在中国大环境下，双汇也曾爆出食品安全丑闻，不少美国媒体拿出这个来开涮，认为双汇的收购会影响美国的食品安全链。这样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商业收购案就演变成食品安全的口水战。双汇也因此被标签化为中国食品不安全的形象买单。不单单是传统的食品，其实中国的海外酒水产业投资也可能存在这种被贴标签的风险。笔者曾接受过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ABC）的邀请，就谈到中国酒水造假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及对整个行业生态形象的破坏。中国大面上的整体环境负面形象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往往是躺着中枪。

Mr. Shi Zhenrong, the founder of Acer group, created famous smiling curve theory as a value chain strategy for Acer. According to the smiling curve theory which illustrate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various components in an IT company's value chain, R&D is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hain, and marketing on the right side. Because both ends of the value chain command higher values added to the product tha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value chain, the resulting curve appears like a "smile". Whereas China’s current textile industry is typically reflecting this theory, the food industry in China can be explained by a crying curve, which is in contrast to the smiling curve.

Food safety is an issue of growing and ever-increasing concern among Chinese consumers, which makes food produc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line aimed at producing safe food as expected. This in turn causes higher value added to middle part of the food value chain rather than the other two ends, which makes the whole value chain appear like a crying curve. The author compares laws as applied to food producer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and finds that European food laws seem to be more stringent than Chinese la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