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Law (6): Concluding Remarks
食品法专栏写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有点遗憾，生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纯粹了。食品确实比不了酒水的洋洋洒洒，也没有那般浪漫。但是倘若各位看官有心发现，食品的法律涵盖的元素其实一点都不比酒水少。但是笔者没有在本专栏中展开讲。倘若要结束，我愿意来抛砖引玉。中国还在进行深刻的技术和社会革命，技术主要是以互联网为基础革命带来的深刻的经济变革，而社会层面的变化则是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化运动。中国食品产业也因此带上这些烙印，食品相关的法律建设也更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着力。
20世纪末从美国传入中国的互联网改造了中国，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的电子商务运动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商业能量。新兴的移动电子商务崭露头角，创造了许多发达国家都不一定有的生活方式，以新的交易方式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完美地结合，并进入电子商务。现在中国实现了线上线下购物与交易、在线电子支付等综合性电子商务，什么B2C、O2O等等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一部手机买遍天下。
在这场变革中，马云是资深教父，他领导的阿里集团旗下的电商平台淘宝、天猫等近一年总是像打鸡血一样不断刺激着整个中国的消费眼球。而除了马云王国，京东商城、当当网等等都异军突起。早年马云从淘宝的服装电商赚了中国第一波电商商机；尔后就有了京东等做3C电商的跟进。而第三波机会则是做食品。这也是目前尚属于“蓝海”电商领域。顺丰作为国内快递第一品牌，现在这位快递业大佬跨界进入电商，首先就选择进入食品领域。数据显示2013年食品电商总交易金额达324亿元,同比增长47.9%,网购食品在网购市场总交易额中的占比提升到2.5%。
而且这种虚拟世界的食品消费方式已经走出国门，通过全球化的电子商务走入我们的生活。有人预测，中国进口食品销量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到2018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食品消费国，国内进口食品市场规模将达4800亿元。中国食品安全丑闻引发国内食品安全信任危机，海外代购奶粉等等蚂蚁搬家式的准电子商务模式应运而生。除了顺丰优选专门开发海外食品电商外，一些大的电商平台如2014年京东宣布开发平台进口食品发展战略，首个目标即瞄准了澳大利亚。
然而，繁华背后是隐忧，由于网购不是面对面的经销模式，消费者无法在现场对食品进行真实鉴别，对于食品变质、过期、包装破损、假冒品牌等方面的问题，无法现场解决。而且，网店大多没有实体店，没有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一旦出现购物纠纷，由于网络交易多涉及异地维权，消费者维权费时费力，成本较高。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2006-2012年复合增长率高达99%，继2010年超过英国，跃居全球第三后，2013年则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中粮集团发布的《2013年食品网购白皮书》数据显示，2013年食品电商总交易金额达324亿元，同比增长47.9%，网购食品在网购市场总交易额中的占比提升到2.5%。生鲜食品逐渐成为网购热门，与2012年相比增速高达108.91％。在这波食品电商热中，食品安全成为新的挑战。比如生鲜电商，很多生鲜在运输上很难保障新鲜，这使得冷链配送成为当下电商面临的重大挑战。还有很多由新兴电商衍生出来的新的食品网络销售模式，需要在将来进行逐步的规范，2009年中国的《食品安全法》没有提到电子商务，显然那个时候食品电子商务这个概念还没有进入到立法者眼里。食品电子商务在那个时候还是小众市场。当今中国食品安全的严峻现实是中国经济社会面临转型转轨的一个写照。而这个过程中的网络经济形态又给食品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比如建立在网络经济基础上的食品电子商务也在深刻地解构中国的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修改案也第一次将食品电商纳入监管范畴。2013年年底，在淘宝网上经营注册地在农村的网店数量超过了203万家，比上一年的2012年增长了差不多25%，其中一半以上注册在村镇，比上一年增长了超过75%。所以电商下沉下乡运动即农产品农村电商是大趋势。可以预见农民将成为食品电商的一股巨大力量。农民提供的食品很多是非预包装食品，大都无法标准化，食品安全也可能因此成为隐患。比如农民自酿米酒、霉豆腐、腌制产品等等非标产品，如果在网上售卖，一旦有问题，追查溯源可能会有难度，所以完全放任是不行，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完全管死也不行，比如让农民去申请许可对农民和政府的成本可能都太高了。另外就是食药系统在边远农村布点还很弱，所以对这个的日常监管也有困难。因此笔者曾连同中国法学会一起建议将这个监管交给社会，让网络平台商来承担信息登记披露功能。
与电商食品一样有巨大法律隐患的是街头食品。这是由摊贩在街头公共场所附近（如学校、医院、车站、工厂等），进行制作并销售的食品。街头食品的制作和买卖为成千上万的缺乏技能者提供了固定收入来源，但也给政府部门、社会带来巨大考验。如公共卫生问题（街头积攒的垃圾和废水排放引起的堵塞）；城市的交通和行人的堵塞（街头小贩乱占人行道并由此引发交通事故）；以及更为严重的是与街头食品相关联的严重食品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2014年8月，有报道说一男子吃街头臭豆腐以致于五脏器衰竭，后来怀疑臭豆腐是用粪水做出来的。中国的街头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一个需要平衡艺术的问题是：我们要适度地提升小贩的运营标准化（食品冷链等），但又不能太过抬升小贩街头运营成本。对于街头小贩而言，他们是一个成本敏感型群体。
中国于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三个1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还有大量的失业下岗工人，他们很多人靠街头摆摊维持生计，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为市民提供了便利。但众多的小摊贩上街也会造成城市管理上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城管与街头摊贩冲突的事件不断地成为舆论热点，街头食品摊贩还是食品安全、城市卫生的一大隐患。但采取取缔小商贩的政策违背了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也正是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城市街头商贩依旧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街头食品也极有可能成为城市食品最大的安全隐患之一。中国城市生活快速节奏化和不断城镇化可能带来的更多街头商贩，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问题严重性。笔者因此呼吁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三鹿奶粉就是前车之鉴，我们防患于未然。09年制定的《食品安全法》修改案提出食品安全治理社会共治，这个新提法是认识到食品安全治理的社会复杂性，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需要社会共同的力量。但知易行难。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有系统地提出过对于街头摊贩食品的治理。非常棘手又亟待解决。
为什么要去反省反思食品法?从道路阶段性角度上说，中国现时所产生的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不完全是政府治理失灵的过错。没有国家可以保证百分百的食品安全。而在笔者看来，中国食品安全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中国发展阶段性不可避免的发展性伴生现象，交织着新技术和社会剧烈变化的因素。这就好比上世纪初的美国，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在环境保护上存在冲突。农业源头就已经污染了，使得中国食品安全治理在源头上就输给发达国家。而地方政府GDP话语的导向性，又加重食品安全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心态。这是阶段性不可避免的。
但是中国政府在后三聚氰胺时代，在食品安全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且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比如在创新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上，中央政府通过《食品安全法》奠定了全国一体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之下还放权让地方去改革创新突破现有框架的模式。虽然有程序及法治上的瑕疵，这种改革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是中国政府急需要建立国际对话机制，一方面展示自己在食品安全上所做的探索，向世人释放自己的改革态度和决心；另一方面引入外脑，优化自己的决策。与发达国家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食品安全高层对话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式来加深中国食品安全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新一届政府已经体现了在这一方面的务实开放的作风。比如李克强总理2013年访欧期间，第一站到了德国就与默克尔发布联合声明，双方将在包括食品安全领域加强对话合作，增进互信。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close this series of column articles with an analysis of China’s emerging food safety issues such as food e-commerce and food vendors. These will trigger much public concer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ever-increasing food e-commerce is expanding to include non-standardized foods on the market, which posts challenges to Chinese food regulation in the sense that they will end up with a paradox of food standardization. To launch food products on the market you will have to comply with certain standards but for a lot of traditional agri-foods, you find no or limited standardization. So here to launch or not to, that is the question. Similarl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food vendors in cities due to China’s deepening urbanization but there is lack of any central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this sector, which gradually becomes a future concern of food safety.
作者简介：肖平辉，南澳大利亚大学食品葡萄酒法博士，并获管理学及欧盟法双硕士学位；目前居澳大利亚，长期观察全球葡萄酒产业政策及西方国家慢餐/食（Slow food）运动；曾受训于欧洲公共管理学院（EIPA），研习葡萄酒贸易法规；资深中文持证导游。